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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之力办事”，确实可以在一时之间办出让世人瞩目的成功事情，但是我们也有非常悲惨的教训。所以，一定要非常冷静地看待集权的优势和集权可能对国家所带来的危害。
——吴晓灵
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世界赞扬中国的声音很多，中国也有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事实上中国的现状与国人的期许以及世界对我们国家寄予的希望还相差甚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就要认真地思考中国的过去、世界的过去，以及我们现在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之力办事”，确实可以在一时之间办出让世人瞩目的成功事情，但是我们也有非常悲惨的教训，比如大跃进。所以，一定要非常冷静地看待集权的优势和集权可能对国家所带来的危害。我们不一定要采取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很多事情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推荐一篇文章，是复旦大学韦森同志的《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的社群主义》，这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但是我同意他当中很多观点和对中国现象的分析，所以我引用如下：
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根源使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笃信有一个万能的主，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主及其意志（圣灵）沟通和对话。在主的面前信徒们是平等的。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张扬了这种自立的个人。就是人从神之下解放出来，在个人利益追求当中形成正式契约关系，形成了正式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西方在经济制度上探讨的都是个人主义文化观在相当大程度上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范围、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国家权利的认可，以及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社会构成中的作用等等展开。
但是，中国及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中的“无我”、“克己”使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社会秩序网络结构上的一个“纽结”。抑制个人利益追求的社会秩序无力自我发生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也难以转向法治国家。新加坡1991年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白皮书》中也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这种文化不注重法律契约，更注重以礼为代表的习俗秩序和以道德为约束的秩序。这种文化有团体利益，注重社会关系、人人互相牵制，但个人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生而平等的个体。
什么是中国模式呢？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模式，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社会治理上是政治挂帅，蔑视法律，社会生活政治化；全民处于组织系统中，否认个人利益与权利；经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否认商品经济，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这将东方的社群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走不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承认个人利益与权利，允许社会组织的存在；经济制度方面，承认私有产权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明晰产权、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方面的作为才奠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成果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完全实现十三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现在我们又开始总结中国模式。在媒体上谈的最多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能构成中国模式的要素，第一个是举国体制，过去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办成了很多事，比如两弹一星，奥运会、世博会；第二个是政府控制力，比如防治非典、抗震救灾、应对危机；第三个是经济支柱，如国有企业的掌控能力；第四个是政治优势。
但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维护稳定任务的加剧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存在什么问题。第一，成本效益的评估。我们现在的成绩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财务成本和社会成本、资源成本？第二，政府边界的设定。政府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该政府做，哪些事情可以由市场做？第三，人民的知情权和利益的诉求方式如何得到保护？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对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来说，政治的民主机制可能比刚性的专有产权结构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没有刚性产权结构的市场经济，最多只是一个“名市场经济”,而没有政治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却必定会是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应该说95%以上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有的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很好，有的国家就非常不好，这也是有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之别。什么是好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市场经济？就是腐败的市场经济，有的人说是裙带资本主义，还有人说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总结中国模式让世人学习，还是进一步探寻中国民富国强和谐发展的道路，我想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折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写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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